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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条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如果有人认为《草案》的限制标准还太高，那也只是尺度之争，而非理念之争。

[46] 参见明蕾：《访李柱铭谈23条立法》，《争鸣》，香港，2002年第10期。它是言论、出版、新闻、资讯等等自由的总称。[30]争拗的集中点是该原则的第6点，即主张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表达的标准必须是意图煽惑即时的暴力（intended to incite imminent violence）和极可能（likely）煽惑这样的暴力等。――怂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其实这并不是新的标准，人们会想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Holmes大法官提出限制表达自由的清晰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原则。

判词认为，保护这些言论是民主社会中多元化、宽容和思想开放的要求，没有这些，民主社会就不复存在。二、人人有表达自由的权利。[6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第34页。

其中，1901年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的中译本在中国付梓，此书多次提及国体一词，并加以阐论。[54]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但笔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未查得此译本，只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网上资料库中查得此书的日文版第三版的扫描版，该书原出版于1897年，书中第一编即题为国体，在其第二章君主国体中，开宗明义便开始阐述了其国体政体二元学说。其二，由于民初国体论者均剥离了国体概念中的那层政治神学的内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穗积式国体概念的独立意义，从而导致国体一词与传统的政体一词特意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也大为降低。

[93] 如当时参与了起草工作的张知本即持有此观点。在此需要交代的是，当今史学界一般只重视梁启超在1903年第二次旅美前后由原先支持卢梭民主主义思想转向接受伯伦知理国家观的这一思想转变，[64] 其实从法学角度而论，在这之后梁启超的国家观又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变化，即从伯伦知理式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转向了耶利内克式的国家法人说。

[27] 随着国体观念在明治宪法中的实定化，国体概念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如何通过宪法学对其内涵加以严密的诠释，使之获得精致化的自洽性，从而付诸国家体制的具体运行。国体概念还可能寄寓了国家主义的宪法观，甚至强化了宪法工具主义的观念，即认为宪政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比宪政更为重要的是国体当然，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局限性，资本主义宪政并不能完全解决权力专断和权力滥用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坚定意志，既不为封闭僵化的左言诳语所迷，也不为改旗易帜的邪说歪理所惑，我们就能一步一步实现中国特色宪政目标。

有的人说，这不对，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宪法的实施，依宪办事，国家权力依宪运作。  在过去一年关于宪政的争论中，有三种基于不同理论认知的宪政主张：第一种主张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宪政的普遍适用性与中国国情特殊性相结合的理论认知。所谓宪政，第一要义就是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为此，我们的政治体制必须在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前提下保证国家管理的适当集中和二者的适当平衡。第二种主张是走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宪政之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西方宪政为唯一普适性宪政模式，宪政即西方宪政的理论认知。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侵犯人权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

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我们之所以坚决不走西方宪政之路，不实行西方宪政模式，还因为西方宪政模式本身存在诸多弊端，即使对于西方国家自身，这种模式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实效与这一模式的发明者、施行者、追随者所企望，所鼓吹的限权、控权、保障人权（平等、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的作用相距甚远。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所谓坚定地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们坚决不走西方宪政之路，不实行西方宪政模式。西方社会经常被撕裂成各种互不相容的对立的利益集团，很难相互妥协和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效率低下。  坚决不走西方宪政之路，不实行西方宪政模式 我们之所以坚决不走西方宪政之路，不实行西方宪政模式，首先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中一些较明智的政治家也在不断改革和改进他们自己的宪政体制，以提高他们国家的治理能力。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的稳定和国家、人民的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我们坚决实行宪政，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不实行集权专制，不以人治方式治国。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

当然，习近平同志与我们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所要推动和实行的宪政不是西方国家的宪政，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政。不要说普通公民，就是国家主席，也可以随意抓，随意关押、随意殴打，那当然无宪政可言。

当然，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路途中肯定会有风险，有困难，有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只能是宪政。这一国情决定了我们国家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发展、改革，尽快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第三种主张是拒绝和反对任何宪政，继续走我们已经走过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姓资，是西方国家欺骗我们人民的美丽谎言和话语陷阱的理论认知。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得多，先进得多，其民主、宪政对权力执掌者滥用权力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过分地分权制约。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实行法治，制定宪法的目的是实行宪政。他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源:人民论坛 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模式 。但那正是我们要反对，要改变的现象，而绝不能让这种现象永恒化，不能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永远是那个样子：只有宪法，没有宪政，以至权力没有制约、人权没有保障。习近平同志这些话和他之后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话表明，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是非常重视宪政的，是准备要坚决推动和实行宪政的。

  坚决实行宪政，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 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专制和人治，主张坚决实行宪政，坚定地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是因为宪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比资本主义更完善，更真实的宪政，对公权力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和制约，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保护人权。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小平同志说，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性元素，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

但现实中，却确实存在有宪法没有宪政的情形。法律和法治，宪法和宪政，从应然上说，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